來源丨河豚影視檔案（ID：htysda）

作者丨王雅莉

2003年9月7日，一個平常的秋日。上午九點半，香港著名監(jiān)制黃百鳴來到武漢一家影城，宣傳五天后即將在內地上映的電影《非典人生》。

這是內地與香港經貿更緊密合作協定簽署后，第一部由內地和香港合作拍攝的影片，也是國內首部公映的SARS題材影視作品。《非典人生》是一部喜劇，旨在傳遞民眾在SARS時期樂觀向上的精神。

可惜，這部集結了曾志偉、黃日華等眾多明星的電影在上映后遭遇滑鐵盧，總票房不過數萬元。時任《青年參考》主筆黃章晉毫不客氣地寫道，這類試圖將SARS涂抹上一層溫情的影片，顯然低估了人們對SARS的深刻記憶，“健忘的，不是曾籠罩在SARS恐懼陰影中的大眾，而是幾部急功近利的電影。”

人們都在逃避這段悲傷的集體記憶。比起看電影，大家更愿意把熱情揮灑在路上。6月15日，本身不屬于SARS重災區(qū)的湖北省開始解禁。當日的武漢街頭，就涌入了萬余名因SARS憋悶了近兩個月的市民。黃鶴樓、東湖等熱門景區(qū)數天之內就有近萬名市民報名參團。

誰能想到，17年后的今天，這座從未遭受過重大疫情打擊的城市竟成了孤島。被封近二十多天，城中哀嚎一片，各行各業(yè)都按下了暫停鍵。

接到娛樂資本論的采訪電話時，青雨傳媒總裁、制片人張靜正在日本。17年前，SARS剛在北京暴發(fā)，懷有身孕的她從北京迅速“逃回”當時的定居地武漢；17年后，新冠疫情暴發(fā)，被困在日本的她立即捐贈了一批口罩發(fā)往老家湖北孝感。

而小娛采訪的另一位資深從業(yè)者——現江何工作室制片人吳玉江，則在SARS時期留守北京，閉關二十天，吃了二十天方便面，寫出了人生中第一部電視劇作品。經歷過SARS時期的影視人，都有一段難忘的故事。

理查德·普雷斯頓在《血疫》中寫道，埃博拉是地球對人類啟動的免疫反應。那么人類又能從一次次瘟疫中獲得什么免疫力？回望SARS，當時并不發(fā)達的娛樂產業(yè)遭受重創(chuàng)，過了至少半年才恢復元氣。如今的行業(yè)總量急劇擴大，卻也面臨著更多未知的考驗。

SARS之下的影視人：

逃離疫區(qū)、閉關寫劇本、和宋丹丹搶泡面

SARS對中國娛樂產業(yè)的打擊最先從香港開始。

2003年3月31日，香港人民永遠記得這一天。港府隔離了淘大花園的一幢公寓，因為該公寓暴發(fā)了SARS疫情，已有超過100人受到感染。此后流言四起，香港人民的恐慌情緒達到頂峰。巧合的是，第二天一代巨星張國榮自殺，震驚整個娛樂圈。

幾天后，之前數次傳出將延期的香港金像獎頒獎典禮如期舉行。由于疫情嚴重，張藝謀、章子怡等原定要出席的內地明星俱未到場，臺下也有不少人戴著口罩。頒獎典禮開始前，主持人曾志偉給大家打雞血，“我們不能退后，今天的晚會一定要做！……我們家里有事，不可以自亂陣腳。”

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，人們還活在時任衛(wèi)生部部長張文康編織的美夢里——“在中國、北京工作、旅游是安全的，戴不戴口罩都安全。”直到4月8日，美國《時代周刊》在一篇報道中引用了軍醫(yī)jiang彥.永指控當局瞞報病例的公開信，民眾才知道真相，一時間輿論嘩然。

問責工作很快展開。4月20日，官方宣布北京的確診病例從原先瞞報的37例暴增至339例。同一天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和衛(wèi)生部部長張文康被免職。但此時疫情已經擴散，內地娛樂圈也受到沖擊。

最先被確診的演藝界人士是導演謝飛。4月22日，謝飛因感染SARS入院，和他同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書的導演姜偉得知此事，一下子慌了神。當時他正在為電視劇《沉默的證人》寫劇本，很快就要寫完建組。接下要怎么辦？他立即撥通了《沉默的證人》制片人、現青雨傳媒總裁張靜的電話。

彼時張靜正心急火燎地趕往當時的定居地武漢，那里還沒有一個確診案例。此前一個朋友已經告知她謝飛被感染的消息。因為當時張靜正懷著孕，夫妻倆當即決定離開北京。“回去就好。”電話這頭，姜偉放下心來。張靜卻在路上越想越怕，此前總覺得SARS離自己很遠，可這次連身邊的人都染上了SARS，太可怕了。

SARS時期關于謝飛患病的新聞報道

兩人是開車離開北京的。“出了北京城，氛圍就緊張起來了。”張靜向娛樂資本論回憶，當時各個路口都有穿白大褂的人檢查登記，神情嚴肅。幸而他們的車是武漢的車牌，沒有受到太多的盤問。

晚上到了鄭州，夫妻倆要歇一晚上。住酒店時，他們也不敢說自己是從北京來的，一如現在許多在外地的武漢人都不敢說自己來自武漢。第二天一早，兩人就匆忙啟程，趕往武漢。快到家時，遠遠地，他們看見小區(qū)門口已經拉上了橫幅，要求居民舉報來自廣州和深圳地區(qū)的外來人員。

回武漢后的張靜總算松了口氣。武漢的SARS疫情并不嚴重，每個星期她還能和朋友聚一下，不至于一禁足就是十天半個月。但留在北京的人，就沒那么幸運了。

和張靜一樣，現江何工作室制片人吳玉江當年也入行沒多久。他和妻子何靜都留守在北京，疫情暴發(fā)時，兩人正在籌備電視劇《中國造》。因疫情嚴峻，無法外出大量見人，再加上那個年代線上溝通困難，兩人此前找專業(yè)編劇試寫的結果也不理想，就決定自己上陣寫。

“當時做編劇，完全是趕鴨子上架。”吳玉江告訴小娛，決定自己寫后，他們就去望京一家現已拆遷的超市采購了一箱方便面。當時超市已經出現了搶購潮。吳玉江印象很深，他還在超市偶遇了宋丹丹，兩人的手同時伸向一包方便面。

回家后，吳玉江就悶在家里開始以一天一集的速度寫劇本。當時沒有電腦，只能手寫，二十天后，劇本寫完了，方便面也吃完了。至今，他的手上還留著一個“坑”——那是長時間握筆磨出來的。

SARS期間，線上娛樂并不發(fā)達，宅在家里看劇是很多人的消遣方式。閉門創(chuàng)作的這段時日，吳玉江和妻子最大的精神食糧，就是疫情暴發(fā)前托朋友買的《流星花園》DVD，“我們足足看了三遍。”

和現在湖北地方臺狂放電視劇一樣，當年北京衛(wèi)視也開始每晚5集連播《射雕英雄傳》，CCTV6為了鼓舞大家，推出了多部反映抗洪救災的眾志成城影片，如《驚濤駭浪》。央視廣告部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媒體，原本五六月份是電視廣告淡季，但5月央視12個頻道廣告收入6.5億人民幣，比2002年世界杯期間還高。

SARS之下的電影行業(yè)：

《手機》不停工被罵，影院欠《英雄》500萬

并不是所有從業(yè)者都像張靜和吳玉江一樣，項目處于前期籌備階段，沒有遭受太多損失。和如今一樣，許多已經建組或者正在拍攝的劇組，都損失慘重。

比如電視劇《激情燃燒的歲月2》，開拍僅一天就被迫停機；電視劇《隋唐英雄傳》，原本打算請趙文卓演秦叔寶，但延期后趙文卓沒了檔期，就換了黃海冰來演。

不過，由于當年疫情的發(fā)展速度沒有如今這么快，各大影視基地也沒有下發(fā)停拍通知，仍有劇組沒有停機，比如在北京拍攝的電視劇《皇太子秘史》。但劇組采取了嚴格的隔離措施，主演被禁止外出，群演由組內工作人員兼職。

還有劇組因為北京疫情嚴重，轉戰(zhàn)青島拍攝，比如為了趕賀歲檔的電影《手機》。媒體曝光后，當地居民集體抗議，要求劇組就地隔離14天。為了安全起見，劇組抵達青島后，就立即前往疾控中心體檢，平時拍攝都封閉在一幢18層酒店里。

盡管如此，《手機》劇組還是受到了不少當地人的排斥。拍攝時，有人遠遠地指著他們的“京”字車牌說是“SARS牌照”。以往葛優(yōu)在外地拍攝，總有人上前握手和索要簽名，這次人們卻退避三舍。因為他個子高且是光頭，引人注目，劇組成員戲稱他為“SARS”代言人。

有天下午沒有拍攝任務，封閉許久的劇組成員想出去透透氣。一行人剛來到一家桌球房開始打球，葛優(yōu)就發(fā)現身后有個中年婦女手持消毒噴霧器進行跟蹤，頓時興味索然。

5月上旬，盡管各地確診病例已呈下降趨勢，但各大影視基地依然門可羅雀。5月9日，廣電總局對外提出了“慎重建組，推遲開機”的建議。橫店影視城平時都有十多個劇組拍攝，但當時只剩下4個。

時任橫店影視城副總經理的曾毓琳在五年后告訴記者，那年橫店的營收增長率為幾年內最低，有段時間甚至只有一個劇組被困在基地拍攝。旅游業(yè)務也受到重創(chuàng)，旅行社的退單如雪片般飛來，一些骨干員工提出辭職，“秦王宮”甚至創(chuàng)下了一天只賣出一張票的記錄。

橫店“秦王宮”景區(qū)

和現在一樣，當時線下娛樂場所亦遭受重創(chuàng)。早在4月26日，北京市政府就下令關停所有公眾聚集性娛樂場所。當時中國的電影市場正處于低谷，前一年創(chuàng)下2.5億元票房的《英雄》剛激起人們的信心，疫情的來臨又把市場拖至冰點。

在疫情最嚴重的北京，不少影院停工后都只發(fā)基本工資。《英雄》的出品人張偉平告訴當時的媒體，因為疫情嚴重，影院還拖欠著他500萬票款，“但在影院停業(yè)的時候說影院欠我們錢，好像有點殘酷。”

其他城市的影院還在茍延殘喘。堅持在4月25日上映的《指環(huán)王2》成了第一個犧牲品。“沒有別的片子放，只能把原本只放到5月底的片子拖長到6月，結果票房也只收回120萬元———若不是SARS，這樣的大片一個月收200萬元票房根本不成問題。”廣州一名院線經理在疫情過后大倒苦水。

新冠疫情暴發(fā)后，人們在網上回憶當年SARS對影院造成的影響。有人戴著口罩去看《指環(huán)王2》，回來后拿84消毒液泡毀了整條牛仔褲；有人全副武裝去了能容納上千人的大影院，結果發(fā)現全場只有不到五人。

因為是露天放映，楓花園汽車電影院成了北京唯一一家沒關門的影院。一部講述實驗室病毒泄露、通過飛沫傳播的好萊塢老片《西部俠情》場場爆滿，被人稱為當時的“批判現實主義大片”。

一名央視記者得知情況，上報了北京市文化局。糾結再三，政府同意這家影院繼續(xù)營業(yè)，并立即派人穿著密實的防護衣、戴著防毒面具前來檢查。影院也托關系買了幾十桶84消毒液，對著客人的車狂噴。因為消毒液濃度太高，不少車都被腐蝕出小白點。

但如今，因為新冠疫情發(fā)展迅速，這家汽車影院也早早關門了。被下令關停的也不只是疫情最嚴重地區(qū)的影院，而是全國所有影院。

后SARS時代的文娛產業(yè)：

影院、劇組謹慎開工，政府救市政策不斷

2003年5月16日，和SARS抗爭了整整24天的導演謝飛康復出院。一周后，北京地區(qū)非典患者的救治工作全部結束，非典傳播鏈完全切斷，這場戰(zhàn)役終于進入尾聲。

謝飛出院前和醫(yī)生揮手告別

但娛樂產業(yè)的恢復尚需時日。一直到6月11日，北京市電影院才在停業(yè)50天后重新開張。

按照影片放映時觀眾必須隔行隔座的規(guī)定，每個影廳都只開放了一半座位。購票前，觀眾還需要填寫健康登記卡，接受體溫檢測，口罩和紫外線殺毒設備更是一應俱全。

各行各業(yè)相繼復工。當年綜藝市場并不發(fā)達，但衛(wèi)視仍有一些節(jié)目需要錄制。為了防止傳染，央視《藝術人生》制片人王崢甚至把與會的專家都拉到了香山公園，8人每隔一米就坐，在山頂開策劃會。疫情結束后，愿意到演播室錄節(jié)目的明星才多起來。廣電總局的專家們，也不再各自拷貝文件回家輪流審片，而是重新聚在一起審片。

制片人張靜記得，她是6月8日回到北京籌備《沉默的證人》的。當時其他地區(qū)基本已經解禁，但北京還很緊張。她和丈夫住在大運村一家酒店里，就在導演姜偉家對面。酒店旅客很少，來的第一個星期，酒店大堂和八樓以上都不開燈。

平時兩人出門找地方吃飯，許多飯館依然大門緊閉，開著的幾家服務員也很少，給他們上完菜就遠遠地躲開了。到了晚上，他們就帶著一壺茶到酒店大堂，打開燈，和導演姜偉、攝影師劉志一起開會。很長一段時間，酒店似乎都只有他們四個人。

直到6月15日，中國內地實現確診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既往疑似轉確診病例數均為零的“三零”紀錄。6月20日，小湯山醫(yī)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。人們終于相信，SARS這一戰(zhàn)打贏了。

北京街頭恢復了以往的人頭攢動。6月24日，世界衛(wèi)生組織宣布解除對北京的旅游警告，同時將北京從疫區(qū)名單中刪除。在王府井百貨大樓門前，一位售貨員激動地貼出一張慶祝標語：北京真牛！

后SARS時代，百廢待興。7月，內地和香港簽訂了《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》，放寬了香港電影在內地上映的條件，合拍片在內地可享有和國產電影同等的待遇。9月，廣電總局同時頒布了三個自12月起施行的規(guī)定。一是向社會開放電影的制作、發(fā)行和放映等環(huán)節(jié)；二是放寬了中外合拍影片的限制；三是降低拍攝立項的審批條件，下放放映審查權限。

2003年，電影市場整體低迷。即使SARS疫情已經過去，國產片也沒能復制前一年《英雄》的神話，年度冠軍《手機》票房只有5600萬元，受疫情影響延期上映的《綠茶》《紫蝴蝶》等國產片票房更是只有三四百萬元。

但受政策鼓勵，2004年電影市場迎來暴發(fā)式增長，國產片總產量較2003年的140部提升了51%，《功夫》《十面埋伏》《天下無賊》三部電影總票房均超過1億元。

相比電影，電視劇市場復蘇得更快。停拍的劇組紛紛復工，橫店很快恢復了昔日的繁榮。為了吸引游客，橫店還推出了旅游優(yōu)惠價，2003年的游客量竟然比上一年多出了30萬人次。在回報最顯著的2004年，橫店的游客量和營業(yè)收入增長率都達到近五年最高。

經歷過17年前那場SARS的影視人都更從容。這幾天，制片人吳玉江都在家磨劇本。他很清楚，如今中國的宏觀經濟不比當年，這次疫情很可能會把行業(yè)直接從寒冬期拉到冰凍期，唯一的好處就是，給大家提供了一個沉下心來磨劇本的機會，“抓住這個機會好好干，說不定復工后就能馬上沖出來。”

身在日本的張靜，前段時間剛把一批口罩物資捐給湖北。這批口罩從日本出發(fā)，由三名飛往鄭州的旅客人肉托運，歷盡波折才抵達湖北孝感。和17年前不同，這次她的老家是疫情重災區(qū)，誰都不能置身事外。

如今，張靜在北京的公司青雨傳媒已經開始線上辦公。綜合SARS時期的經驗，她建議影視公司現在就開始和已簽約或想簽約的演員、編劇、導演等溝通，以免復工后撞檔期，“等大家都簽完了，就不可逆了。”

不只是娛樂產業(yè)，各行各業(yè)都將跨越17年歲月，重新檢驗我們從SARS中學到的一切。如加繆所言，人類能在這場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獲得的全部的東西，就是知識和記憶。

不管是60多天的SARS時期，還是如今的新冠疫情，都只是歷史的一個片段，身處其中的我們也只經歷過不同的事件碎片。但這些碎片融合起來，就是整個民族的集體記憶，就是下個時代來臨前的序章。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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